90年代國民黨內部政治鬥爭加劇：
以李登輝為首，自居改革派的統治集團掌權，開始全面的資本主義化，國家機器積極配合資本尋求市場需求修改法令，以重新建構經濟利益創造新的政治奧源。（註：王振寰，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 巨流）
農業面臨衝擊：
1986年，台灣開始申請加入GATT（WTO前身），政府以大幅開放農產品、逐步取消農業補貼作為條件，農業萎縮之下，農業用地之轉移成為各方爭取之目標。
於是在1983年連戰組閣之後，蕭萬長接任經建會主委時，為了要掃除資本投資障礙，「檢討民間投資不振的原因，就經濟因素而言，主要是水、電、運輸等公共設施不足產業用地與地價偏高」（註：蕭萬長，1994年，我國重大財經政策之制定與展望，【自由中國之工業】80卷之1）。
蕭萬長開始台灣第一度想要統整土地政策的構想，而為了從內政部與各部會系統拿回土地掌控權，讓經建會的國土計畫，有效成為最高的「上位計畫」。因此，在1993年，蕭萬長找了前行政院政務委員郭婉容出面，帶了蔡勳雄到李登輝官邸長談約三小時。爭取李登輝的支持，由蔡勳雄取得主導權，於1994年推動台灣的國土開發計畫。
第三節：「孟森派」主導國土新計畫
於是蔡勳雄才在1993年底，在蕭萬長與李登輝支持下，開始通動台灣有史一來第一次的「國土綜合計畫」，並找了楊重信等「孟森派」同門在學界呼應。
蔡勳雄曾回憶指出，當時推動國土計畫最主要的精神，就是「政府明確確立台灣的土地是屬於『交換價值』，所有的機制都以市場經濟作為主體。」，主張應由市場分派土地資源，調節供需，以達到土地資源均衡且有效分配的效果。這派主張研判土地市場失靈的關鍵在於剛性管制造成了限制都市擴張，衍生了假性土地需求讓炒作有利可圖，因而主張大量釋出農地，以『總量管制』的方式，用大量土地稀釋土地市場的假性需求，並且建立土地開發規則，弭平「公部門補貼私部門」的偏差，以調控土地變更暴漲利益的機制。（註：彙整國土綜開會議一○八場預備會議，楊重信、華昌宜之發言記錄。）
1993年經建會原本是在「振興經濟方案」之架構下，開始「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以作為振興經濟的一環，於是蔡勳雄與楊重信等老班底，在1993年經過李登輝的背書之後，組成了「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修定工作小組」，共開了一○八場會議，「大家越談就越覺得，如果沒有一個全面的體系，不可能建立一個完全的市場機制，解決台灣的土地問題，因此，就脫離了原本只是要解決產業與住宅用地的目地。」（註：國土綜開計畫執筆相關官員之訪談記錄）
根據多次和蔡勳雄與參與文官訪談與採訪筆記整理，孟森派的主要構想如下：
國土公平性之利益分配
楊重信於1994年當時提出的「國土開發利益分配：公平性措施」是孟森派的市場機制的精典論述：楊重信指出：
「台灣地區國土開發利益不公根源為土地使用管制過於嚴格，摧毀市場機能運作，使可供都市發展土地供給無法適時適地增加，此乃造成被容許作為都市發展之土地價值遠高於被限制或禁止發展土地之價值，在此一嚴苛之土地管制使用制度下，土地變更殊為不易，因此幸運者或對土地使用變更具有影響者，可借由土地使用變更而謀取巨額而不勞利得」。
全面釋放農地：
農委會於1994年提出了一套「農地變更變更短期辦法」，提出釋放4萬8千公傾農地，並推估到了民國100年，總共釋放出16萬公頃的農地，但農地管制鬆動的消息傳出，立刻引發財團與民代的關切與打探，造成農委會罕見地以「極密件」分別將農地釋放的數量與區位規畫送交經建會，（註：1993/07/21 經濟日報，1993/09/30 聯合報）。因此楊重信等認為，如果還是由政府主管決定區位與數量，「無法排除特權的不公平介入」（1994/04/12 國土綜開研討會楊重信發言記錄）因此和蔡勳雄等人主張，全面開放八十八萬公顷農地，並限定開發面績最少30公頃，以「開發許可制」的方式，一方面「以量制價」，另一方面，防止「零星跳蛙式開發」。
發展權轉移（Transfer Developed Rights TDR）
蔡勳雄因此提出TDR之概念，就是把台灣的每一分土地，都設有共同之發展權，例如所有的容積率都是10%，但不同的區位，如商業區可能需要600%的容積率，這塊地就必需去購買其它土地的發展權，等到購足了需要的發展權，才許可進行開發與變更。蔡勳雄舉例，例如一塊地被畫為國土保安用地，在剛性管制之下，這塊土地沒有變更之可能性，因此無法換取經濟利得，地主一定反彈。可是TDR制度施行後，發展權可以由101金融大樓購買走發展權，「同樣達到了國土保安的目地，也平衡了土地利得分配不均」。
不動產證券化：
因此必需建立土地鑑價體系，並且建立不動產證券化的交易所，讓土地的發展權，可以透過證券交易的機制，在開放的市場中公平禁爭。在國土綜開計畫中，經建會也將全國土地畫分為「限制發展區」與「可發展區」，並委由台大地理系教授張石角根據全國地文匯定區位，於1996年交給經建會。但該相關資料，一直被經建會列為「極機密」，蔡勳雄指出：「如果沒有不動產證券化資料輔助，任何一地主發現自己的土地被限制發展了，不反政府才怪！」
發展許可制控制合理利得：
全面釋放農地之後，經建會以發展許可制作為管理機制。強調「增值利益應為社會全體所共享」，經建會並列出土地變更之回饋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蔡勳雄指出，發展許可制也被視為政府因應無殼蝸牛運動的解決方案，因此要求提供平價住宅。
而在這樣的計畫架構之中，經建會依此想要建構以民國一百年發展需求的整體國土配置，將台灣區分為十八個生活圈，依此配置進行全台灣的產業區位、運輸需求與國土保安等需求的「生活圈計畫」（註：經建會1995生活圈發展計畫草案第五章）
可是，這一整套計畫，在後續的政經互動之中，一一被政治現實所扭解。
第四節：政經互動下的國土變化
1994年4月，經建會舉辦了全國國土開發記畫研討會，確立了農地開放的政策，行政院與經建會也開始公布了「發展許可制辦法」，並責成經建會研擬「國土綜開法」。
在國土綜開會議後，經建會持續推動了「工商綜合區」、修定「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經貿特區設置草案」、「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中低收入住宅辦法」、「都市更新方案」、「雲嘉南地區地層下陷區域解決方案」、「萊茵計畫」‧‧‧等依循「交換價值」為前題，「開發許可制」為精神的方案，但這些方案都在推動到一個階段都束之高閣，箇中的轉折，見諸媒體報導都有常見「政治因素造成的轉折」的字樣，但由於目前文獻與資料並不多見，需要更進一步訪談參與者尋求更具體時空脈絡。
而初步從蔡勳雄訪談所得的資料，已經可以看出在政治力量之下，孟森派僅有曇花一現的主導力。
》》為了選總統，李登輝反悔改革
李登輝率先干預了國土綜開計畫，1994年5月1日，準備參選第一屆民選總統的李登輝就在高雄港會見碼頭工人慶祝勞動節時，喊出了「六萬元一坪」的房屋政策。當時經建會並不以為意，同年八月十三日，經建會主委蕭萬長在行政院會報告，提出在「總量管制」下，釋放以三十公頃為單位基准的農地，在「開發許可制下」，興建中低收入住宅，並且在國土綜開法立法完成之後，兩年半內進行。（註：當日行政院會之新聞資料）。
1994年9月，彰化縣透露有高度興趣，經建會與內政部在9月連開3次會商討。但是當年10月10日，蕭萬長在中山堂參家總統府國慶慶典後，碰到蘇志誠，蘇志誠明確告知：「光復節總統要再談六萬元一坪」。於是，在政治需求之下，蔡勳雄受蕭萬長之命，硬是找台糖交地，十月十七日就推出十二個勞工住宅，二十二日由連戰向李登輝簡報，李登輝於25日正式宣布利多。（新新聞 1994 11/13）。這一個過程之中，也看出了，雖然蔡勳雄推動了「完全市場機制」的方案，但是在政治需求上，還是退卻。走回強制指定土地用途，並且公權力強力介入，要求台糖配合與政府大量投入資產，如「利用價值」派所慣用的方式。
在1995年6月「第二屆全國經營者大會」前，台塑董事長王永罄因為六輕麥寮用地，不滿回饋的綠地土地比例過高，要求可將該土地設長庚醫院等設施受到經建主管部門阻擋，發表萬言書痛斥：「工業用地橫生波折、法令規章不合時宜，民間熱心推動，政府卻一意孤行」。當時政府正準備面對1996年總統大選，於是政府部門的經濟部長王志剛一早集忙趕赴台塑大樓十二樓的台塑招待所向王永慶解釋，並與企業界召開研討會主動檢討振興方案，主動釋出檢討放寬回饋條件。（註：1996/06/18 聯合報）。
而為了處理企業界對回饋條件的反談，李登輝總統並且在1996年7月，破例於總統府召集財經首長舉辦「財經會議」，作出環評審查由2年縮短到6個月的決議，以政治令破壞了開發需要以專業審察的機制。（1996/07/04 中央日報）。
之後經濟部長王志剛召集農委會、環保署與內政部設立「重大投資推動小組」、經建會成立「投資障礙排除小組」，要求台糖釋出一萬公頃土地共企業租用設廠（1996/07/15 中時、聯合等報），國土綜開會議的結論就此打消，國土綜開法草案就此鎖在相關執筆文官群案頭。
》》全面退卻，向地方派系妥協
而回饋機制更是全面退卻，經建會與農委會與民間業者在1996年11月舉辦座談會，又將回饋標準由12%降低到5%~12%，平價住宅由三分之二，轉成三分之一（1996/11/24 11/25 中國時報、聯合報）。到了1997年3月，行政院又刪除了農地釋出統一回饋的標準，改由目地主管單位，「彈性」處理。
光從這幾個過程就可知，農地釋出政策的設計，原本要協助資本累積，調整土地利益公平分配，但在資本家的罷投資效應下，政府卻一再退卻，不能確立土地為「交換價值」，還是一步步退回原本的在「利用價值」體系的機制。而背景可能是1996年9月15日，李登輝在第三屆「全國經營者大會」，發表了「戒急用忍」政策，蔡勳雄當時在媒體上指出：「行政院因此希望在土地政策上，先降低企業反彈。」
同樣的案例，也發生在1995年10月，為了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隆在桃園龍潭的多功能智慧園區「渴望園區」的開發，10月初，施振隆到經建會簡報，抱怨開發時程過程，當時的亞太營運中心協調服務中心主任劉紹樑，因此說「物理學上串聯和並聯都是存在的」，發明了「並聯審查」的模式，蔡勳雄指定內政部地政司為窗口，要求各級政府全力配合：「八個月就要完成，盡力配合，否則議處」，這種由政府直接介入的模式，和國土綜開會議所強調的「政府不再直接介入土地開發與變更」的宣示也有退卻。當時的亞協副主任何俊輝更指明：這是考量「九七大限」，因為香港將在1997年七月回歸中國大陸，政府希望掌握這一商機，爭取香港廠商轉移到台灣，因此「從權」先把「能用的土地就先敲定好」（註：1995/10/22 新新聞），這種邏輯，仍是「回到都市體系是行使政治經濟統治的戰略基地體系」從殖民時代以來一慣基調。
》》空走一回，一切都沒改變
到了1996年10月，為了林洋港與郝伯村和李登輝競爭，當時時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經建會主委的徐立德，為了護住眷村的票房，從行政院一組，翻出了國防部承呈送，已經擱置了一年半的眷村改建條例。`要蔡勳雄立刻制定方案，以眷村改建的支票穩住眷村票，蔡勳雄於是也放棄了「開發許可制」中的回饋中低戶住宅的設計，推出由政府編列6000億元的眷村改建條例，當年12月在立法院強勢過關，引發朝野立委激烈對抗。（註：匯整1995/11~1995/12月 中時、聯合相關報導）
而到了1997與1998年年，李登輝又為了立委選舉，在農發條例上呼應農業縣立委的需求，變更農委會主委彭作奎依據國土綜開會議決議推動的農發條例修正案，彭作奎因此辭官去職，整個國土綜開會議的結論，在政治需求之中，一一被化解。到了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經建會主委陳博志上台後，在2001年8月之「經發會」，力主「3年3000億」的構想（註：經發會實錄），以公共建設作為都市計畫主軸的方向又重新確立，政府不斷推動大型公共建設，直接指定都市與公共建設的配置。「8100 台灣啟動」、「六年國發計畫」到「新十大建設」，再來「一周一利多」‧‧‧都市計畫體系在政治的需求之下，「完全市場機制」的「交換價值」政策走向也宣告了在台灣的嘗試，是一場失敗的嘗試。
代價，就是寶島山河破碎加劇，濫墾濫建，更加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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