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員院研究員于建嶸2009年8月14日在上海復旦大學學術報告廳的演講中，談到他訪問台灣的故事。
2004天他應邀到台灣去訪問。台灣的邀請方給他的條件是在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後可以進行15天的旅遊、參觀。
當時他向邀請方提出一個要求，他說：「你能不能這樣，演講完後，你給我一張地圖，派一個司機，再派一個買單的，我說走什麼地方就走什麼地方行不行？」他們說，沒有問題，你隨便走。於是演講完之後他從台北走到台南。
他問所有見到的台灣老百姓一個問題，「假如官員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
沒有我的同意他怎麼敢拆他的房子呢？只要這個房子是合法的房產當官的不敢的」。他說，假如拆了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他：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會依靠法律給他判決，而且是判他們賠很多錢。比如是合法並且是房主同意拆的，是10萬塊錢賠償；而不經過同意，法官就會判他賠100萬。
于建嶸接著問：「假如法官不依法判決，怎麼辦？」人家又回答他說：「不可能」。
說台灣的法官在很多問題可能腐敗，但是只有他有明確的產權和證據，他不能也不敢腐敗。于建嶸接著問，「假如法官腐敗了，怎麼辦？」台灣老百姓說，找議員去告法官。那麼議員就會來進行調查，議員調查之後會就會開新聞發布會，議員就在議會提出建議；那麼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呆不下去了，他們就完了。
于建嶸接著還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麼辦呢？」他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台灣人就很不高興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那麼多假如？沒完沒了的假如？
議員再腐敗，也會特別高興管他這個事情。因為議員就是希望發生這個問題，因為有了這個問題，議員只要進行了調查，再經媒體一報導，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有可能成為阿扁。一般台灣的老百姓家裡面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聯系卡。老百姓若有麻煩，就要給議員打電話；一打電話，議員只要在不遠的地方就會馬上趕到。台灣的基層議員一來，一般都很興奮，問遇到什麼問題，都表示會為選民主持公道。
于建嶸接著還問：「假若議員就是不管你的事了，怎麼辦呢？」。
台灣的老百姓告訴他，這很簡單，下次選舉時不投他的票，讓他當不了議員就完了。
從上述的問答中，可以感覺台灣的民眾很自信，而且充滿了自尊，很有尊嚴。
因此，于建嶸說，他在台灣的訪問經歷很短，卻讓他想了很多問題。他認為，台灣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於初步建立了民主制度，實現了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的轉型，台灣老百姓對整個體制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制不滿，甚至想推翻它。而他也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現代民主國家，民眾對待他的問題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
中國大陸，和台灣有著一樣的血緣，一樣的文化，為什麼台灣民眾有那麼多「不可能」，而在中國大陸卻是實實在在的家常便飯？也就是說，台灣老百姓為什麼有尊嚴，而大陸老百姓卻總是被官權力踩在腳下，匍匐於公權力的淫威跟前？
于建嶸總結為四個方面
第一，要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確權特別是對財產權的確認很重要。現在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大陸的房產證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知道哪一天就會被政府強行拆掉。中國大陸老百姓不在家的時候甚至在睡覺的時候房子就被拆掉了。大陸農民的土地，說是「集體所有」，其實已淪為了少數當權者所有，搞一個什項目就讓農民無房可住，無地可種，無業可就；可是社會保障，卻沒有「三無農民」。大陸的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突然說改制了，你就得下崗而且什麼也沒有。這樣的事，在中國大陸到處都是。有一個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訪，她跪在地上說，「天啊，給我他房子，我要一個地方安身，我在生存啊」。假如一個宣稱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連他們老百姓最基本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又有什麼理由讓他們民眾理解他們的政府。政府要讓你的人民對你理解，就要首先明確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權利，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
第二，要有權威的司法制度，要讓司法成為民眾權利救濟最後的底線。一個現代社會，社會成員之間或民眾與公權機關發生了糾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利被侵犯了，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假如司法不能保障民眾的法定權利，那麼司法就不能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事實上，中國大陸司法體制存在著太多的問題，老百姓已不相信司法能給社會帶來公平和公正。無論一個什麼樣的判決，當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訴說，「我不服！因為司法腐敗！」為了這個不服，公民選擇上訪，選擇進京尋找大領導的上訪，他們中有人為「領導批示」在北京堅持數年。而大陸的執政者卻對信訪這種典型的人治制度津津樂道，甚至把其當成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而在現實中，民眾則在長期的上訪中因被勞教或送進精神病醫院失去了對國家司法的最後信任。所以，他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制度；而且不僅僅是抱怨，他們還要抗爭。這個抱怨和抗爭，就是為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而有權威的司法制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議制度，讓大陸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直接管理這個國家和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現代民主制度中的代議制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人們可以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但這種制度，中國大陸有嗎？當然從行文法來說，大陸是有的；但現實中，中國大陸現在還沒有。在中國大陸，有多少公民參加過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而這些代表又代表了誰，是誰的代表？大陸公民只知道有「三個代表」，但卻不知道「三個代表」在什麼地方。若不改變這種制度性的缺失，人民就不會有代表。
第四，要有一個開放的媒體，讓民眾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洩。假如人們都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只能在家裡抱怨，可能最後走向街頭，用大磚頭表示他的抱怨。為了讓民眾不抱怨和不走向街頭，就必須給他們抱怨的機會，讓他們有正常的渠道發洩他們心中的不滿。現在的媒體有了一定程度的開放，一個重要原因是網絡的開放。網絡開放是由於有現代科技本身的特點，不是當權者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沒有辦法的問題。可是今天的網絡，卻遠沒有早幾年開放。
但相較於前三個方面，開放的媒體，效果會快一點。一些群體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網絡媒體的關注，最後才引起對官員的問責追究。網絡媒體現在對官員的關注可以細致到比如白天開什麼會議？抽什麼煙？晚上喝什麼酒？甚至晚上跟誰睡覺，都可以深入揭發。所以說，中國改革的突破口，還是媒體獨立的報導。
實際上，中國大陸的民眾是最善良與最容易被管理的。大陸的農民，政府只要做到不對他進行剝奪，就謝天謝地了。為什麼今天有每年10萬起群體事件？因為政府搶了人家的土地，拆了人家的房子，剝奪了他們依法應有的權益。
于建嶸教授的演講，使人想起當年龍應台有一名言：「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那麼，像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有獨立的看法在中國是不是一個主流？我們現在的執政者對他所講到的一些問題和指明的方向有沒有在短期能實施並且引進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這些問題值得人們認真思考。不過應該強調的是，大陸知識分子應該去研究大陸民眾為什麼走向街頭？為什麼砸市政府，為什麼打警察。執政的人要知道應該怎麼改，改到老百姓對他認同，改到老百姓說他真的執政為民。
于建嶸說，前不久《人民日報》下來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刊物，約他寫的一篇文章。當時他在河南的洛陽調查，他們給他打電話，希望他在這篇文章講一講的官員和民眾「都不容易」的問題，而且重點要講人民應體諒政府和官員不容易，讓人民體諒國家領導人「不容易」，並說這樣，官員和領導人看了後就會高興，也有利於社會和諧。他當時是這麼回答說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如果官員感到幹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從來沒有求著他們來管他們。」所以他說，這樣的文章他不寫。他們又跟他談，說還是希望你寫一篇文章，現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這麼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他說，這一點是不錯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他們的知識分子都不看到民間的疾苦，你要民眾如何理解呢？人們只要走近真實的中國社會，就會感覺到各種抱怨充滿了中國社會。他建議這些人說，如果有機會，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錄相，就會感覺到幾萬民眾用磚頭，用憤怒面對我們武警的時候，難道說一說你們要理解政府，你們要克制就行了嗎？不行的。所以不能簡單地指責民眾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眾為何憤怒，為何走向街頭，為何敢於與武警對峙。
可以說，于建嶸教授雖然是體制內的學者，但是他除具有專家學者的學識外，更重要的是具有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在這種良心的指引下，他固守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尊嚴。也因此，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要讓中國大陸的老百姓都具有尊嚴，那麼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就要在內心裡晨省夕惕，要想台灣專制前的知識分子一樣，做到有良心、有尊嚴。
顏昌海 2010-07-14
附：于建嶸2009年12月26日北京律師協會的演講節選，題目是《守住社會穩定的底線》.
于建嶸：台灣老百姓眼裏的“司法”
我（于建嶸）最近反覆講一個故事，我在台灣訪問的故事。2004年台灣陸委會邀請我去訪問，請我在台灣政治大學做一個演講，他們給我15天的吃住玩。當時我提出來，我説能不能這樣，我做完演講之後，你給一張地圖給我，你再派一個司機，我説到什麼地方，你就開車到什麼地方，按照地圖走行不行。他説你想幹什麼？我説想看一下，台灣的老百姓在幹什麼，想什麼？他説沒問題，我們台灣你可以隨便看，我們老百姓想什麼你隨便問。但是我説還有一個，你要派個買單的，因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沒問題，派個買單的。
我演講完之後，他們就開一個車，我説到什麼地方，就把我送到什麼地方。我問見到的台灣老百姓同樣一個問題，地方官員不經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台灣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麼敢拆我們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説假如拆了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會重判這個不經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員，假如經過我同意賠十萬，不經我同意他可能要賠一百萬。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麼敢不立案啊。（笑）因為我這個問題很簡單，我有房産證，他沒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錯了，他必須賠，不可能。
我説假如發生這個問題怎麼辦？台灣老百姓告訴我，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來調查，我的議員調查完之後，就會開新聞發佈會，就會在議會上提出來，這個官員和這個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著問，假如這個議員不管你這個事，不來調查怎麼辦？我一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台灣老百姓都討厭我了。説“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這麼多假如呢？這種假如怎麼可能發生呢？（笑，掌聲）這不是我想讓議員做的事，這是議員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議員天天做夢都希望發生這個事（笑，掌聲），他怎麼會不來呢？不可能的！”
我説有可能，他説不可能。他們台灣老百姓有聯繫議員的那個電話卡，那就打電話試吧！我説不可能，他説有可能。一打電話，那個議員只要在附近，接到電話很興奮就趕過來了（笑）。問：“什麼事？什麼事？”特別興奮！因為議員只要調查到這個事情，他不單當了縣議員，他可能當國會議員，還可能當“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還要問，我説假如他就是不來怎麼辦？人家告訴我：那很簡單啊，他不來，下一次他選舉的時候，他要到我家來拜票啊，他拜票的時候我會把他用臟水潑出去，這個議員還能當議員嗎？當不了！所以這是很簡單
我從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這麼個結論。我今天講台灣這個故事，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問了許多國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國、法國，包括美國，我到過很多國家，我問了他們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結論邏輯是一樣的。為什麼我講台灣？因為台灣和我們有同樣的文化，我們經常説西方的制度不適合我們中國，沒關係，你現在不是説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嘛，既然台灣也是中國，為什麼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們不要看中央電視臺今天説台灣打架了，明天説台灣罵馬英九了，沒關係，台灣的基層社會十分地和諧穩定。
我到了台中地區，住到了一個農民的家裏，一個種花的老農。他當時很興奮，因為他從來沒有見過大陸人。他説今天我請你吃飯，我們不在家裏吃飯，我們到鎮裏面去下館子去好不好？我説好啊，下館子當然很高興啊，但是不要讓我買單。他説怎麼能讓你買單啊，當然不讓你買單。他就開著車帶我去，他開著汽車，後面放著花，前面是坐人的，我們就走，走了兩百米左右，我説停下來，有問題。他説什麼問題？我説我們走的時候，我在最後一個走，沒關門啊，我們大門沒關，小門也沒關啊，沒關門，不行。他説沒關門怎麼不行啊？我説東西在家裏。他説沒事，我們家裏裝了電子攝像頭，來了什麼人，對著電子攝像頭説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麼東西，我回來他還給我就行了。
我心裏想：在我們(中國)這個地方，回來的時候恐怕電子攝像頭都沒有了（笑，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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